过去的这一年，《汽车商业评论》编辑部每一个成员都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努力保持深度思考的惯性，大家和自己较劲，追赶不断变化的大时代。
逆境才是正路
马蕾
现在，我已经可以坦然面对内心的逆境，我把它看做是机会，一次自我教育、技能补全和进步的机会。
去年年末，我负责整理一份2014年全球有价值商业书籍的书单，把它做进《汽车商业评论》的微信里。
当时的我，正纠结在媒体和汽车行业裂变带来的撕扯感中。原本习惯了的思考模式和工作节奏被无孔不入的互联网凿成了一地碎片。汽车业钢铁机械构筑的筋骨中，也被闯入的IT因子填充了血脉，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嗅到互联网与汽车浓重的混搭气息。
而2014年一些众所周知的商业媒体事件也像一场地震，开始让我的职业价值感变得摇摇晃晃，我突然迷惑商业报道“原创”的本质以及可扩展的边界究竟在何处。
过去10年清晰的职业方向突然被升腾而起的迷雾笼罩，我痛苦地整夜睡不着觉。
觉睡不着，工作还得做。我把《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哈佛商业评论》的年度书单一一看过去。然后，一本叫做《逆境才是正路：将考验转变为胜利的永恒艺术》的书“哐啷”一声，砸中我自己给自己钩织的心结。
心结是自己给自己钩织的。在外人眼里，我仍处在职业上升期，一个唬人的头衔，一份还不错的薪水，老板器重，同事友善，互联网高科技“打鸡血”般地激起汽车领域更多可报道可关注的话题，但我却冻结在内心的逆境里，感觉价值感像灵魂飘离肉体般一点点离自己远去，全无兴奋。对于有些人，价值感是奢侈品，对于我，价值感是空气、水和面包。
就这样，赖安·霍利迪和他的新作在一个无眠的夜晚重锤落地，他们在我的电脑上矫捷地眨着眼睛：“逆境才是正路，我们的生活经常被打乱，通过承认你无法改变的现状而让你控制住情绪，进而确定能帮你获胜的方式。”
赖安·霍利迪在书里旁征博引，托马斯·爱迪生、约翰·洛克菲勒的奇闻异事，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的兴衰更迭，这让他看起来像个渊博的人。刘瑜曾在《送你一颗子弹》中描述过这类人，说他们的大脑像蜘蛛网，能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但霍利迪不仅能粘住昆虫，还能解剖它们。
他把当下称为别样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在不超过10年的期间里，两场主要的经济泡沫袭来，所有行业都濒临崩溃，生活被打乱、金融滑坡、社会动荡。而现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工业4.0等各种概念又开始将世界带入另一种喧嚣，但表象具有欺骗性，本质才是关键。
而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就要在这个过程中甩掉坏的、有破坏性、冲动和本能的感知，磨练控制、疏导和理解现状的能力，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看清真相，还原其本来面貌，如此“可以让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晰地看到有利条件和正确的行动方法，而不是带着恐慌或惧怕”。
必须承认，那天晚上我被霍利迪深刻地点醒了，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有关这本书的点点滴滴，也第一次清醒地碰触自己不愿意正视的现实——那种撕扯感和价值迷失其实来源于“被打乱了”，来源于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和加速裂变的行业所滋生的不适应和恐惧感，及过去对商业世界理解的幼稚和浅薄，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过去落到笔下的那些报道和文字，是观察思考后深刻的沉淀，还是仅仅率性而为？
虽然此书还没有中文版，但对我来说，遇到它是我2014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让我正视自己的不足和短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也可以被视作商业报道优秀的方法论。
现在，我已经可以坦然面对内心的逆境，不再失眠，我把它看做是一次机会，一次自我教育、一次技能补全和一次进步的机会。重新找回价值感并创造出新的可能，让逆境滋养创作，这是2015年我必修功课，尽管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遇事常思康有为
刘宝华
革命还是改良？是个问题。我倾向于排斥过于激烈极端的解决方式，对“革命性”、“颠覆性”的事物保持警惕。
你怎么看康有为？
这是2000年暑假，我随大学同学从学校所在地太原坐火车去他在临汾的家玩，路上我们偶然讨论起的一个问题。不同于我在数学系会计专业，同学是中文系的，文史贯通，这场讨论主要是他在讲，我在听，兼以偶尔的提问或反驳。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100年出一个的聪明人，为什么现在一个初中生都可以嘲笑他们当时的政治主张？”他的结论是：康梁是对的，当时的中国更适合君主立宪，政治改良阻力最小，对国家的破坏力最小；而孙中山的路线是错误的，暴力革命不仅伤害国力，而且以当时的国民素质，民主、自由、科学、法制这些目标注定只是一个梦。
历史事实证明，辛亥革命爆发后，国人摆脱了皇权却未享受到民主自由，其后40年举国陷入军阀割据与连年内战，耗尽国力，被日本趁虚而入。
这次绿皮火车上的讨论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那以后，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或是经济问题，我都倾向于排斥过于激烈极端的解决方式，对“革命性”、“颠覆性”的事物保持警惕。
当然，近几年对康有为的评价更为多元，比如高晓松称之为妄人，对其私德和行为多有批判。但我想，一个人的道德和个人行为与他在大时代关键时刻的选择相比，后者更重要。
2014年初冬，我又想起了这件小事和那个隐秘在历史暗处的老夫子。
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之争，双方都有站得住脚的理论基础，抛开具体技术路线不谈，在战略层面，我倾向于插电式，因为相比纯电动，它不那么革命和颠覆。
颠覆一个旧秩序，大多数时候难度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利益是驱动新事物的原动力，也是旧体系维持运转的惯性来源。这里的“利益”并非贬义，它是人类理性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所有商业行为的原点。
我观察到王传福的转变。2007年时他曾高呼改变世界、把油价打下来、让发动机变速箱成为一堆废铁。2014年他说，“电动车和插电式哪个对他来说危险小？显然插电式小很多，电动车完全革他的命，二选一的话肯定选插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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